在五代两宋的中国绘画界,四川广汉人赵昌在花鸟画上的成就卓越,其高度仅次于中国公认的十五个画派黄筌画派的创始人黄筌和徐熙画派的创始人徐熙,一些人甚至将他称为我国工笔花鸟画的鼻祖。他的传世作品、现留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写生蛱蝶图》(传)是赵昌留给后世的无价珍品,这幅作品被许多专家列入影响中国美术史的100幅中国名画,其名字与顾恺之、吴道子、苏轼等举世公认的古代大画家并列。如果说德阳广汉三星堆青铜人像是中国雕塑史、中国工艺美术史的一个伟大里程碑,那么广汉人赵昌的《写生蛱蝶图》(传)则应是中国花鸟画历史的一座丰碑。就德阳来讲,《写生蛱蝶图》是德阳、广汉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绘画作品,当然更是德阳人,自然包括广汉人,绘制时间最早的纸质绘画作品,因为五代两宋的存世作品在中国实在是太稀少了,这让德阳、广汉的绘画史整整提前的数百年,对于德阳、广汉的文化建设具有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一些原因,赵昌在他的故乡四川德阳及广汉少有人了解,在德阳及广汉的有关史料中也几乎没有记载,官方也不见宣传,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也是德阳及广汉今后的历史文化建设应该高度重视的。德阳市广汉不仅有三星堆,也有赵昌。
一、关于赵昌
赵昌,字昌之,号剑南樵客,广汉(今四川广汉)人[1],一作剑南(今四川剑阁之南,同为广汉)人[2],生卒年不详,大约活动于宋太宗、真宗至仁宗年间,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声誉益盛。赵昌是北宋前期的一位院外画家,也是较为特殊的花鸟画家。当时的花鸟画家大都委身于画院,均以“黄家富贵”的画风亦步亦趋,赵昌却另辟蹊径,为游于巴蜀梓(三台)、遂(遂宁)间的画家,过着闲石野鹤般的隐逸生活,并高举花鸟写生的传统。在北宋真宗、仁宗时期,花鸟画家首推赵昌[3]。黄筌父子之后,北宋工笔花鸟画家当推赵昌[4]。他对北宋前期画院画风影响巨大[5]。
二、赵昌绘画的成就与创造
赵昌花鸟画以造型逼真及设色明润见长[6]。他擅画花果禽鸟,多作折枝花,兼工草虫,初师滕昌祐。滕性情高简,不趋于时。画无师承,工花鸟蝉蝶,折枝生菜,笔迹劲利,傅采鲜泽,注重写生,这为赵昌继承[7]。后赵昌超过其艺,有“出蓝”之誉,又效徐崇嗣“没骨法”[8]。《栾城集》卷七《王洗都尉宝绘堂词》注曰:“徐熙画花落笔纵横,其子嗣(嗣即徐崇嗣。更多其它史料中记崇嗣为熙之孙)变格,以五色染就,不见笔迹,谓之没骨。蜀赵昌盖用此法耳”[9]。不过,赵昌画花卉不止以没骨一种手法。在更多情况下,他将黄氏勾染与徐氏没骨结合,勾勒、没骨并用,松紧结合地描绘花鸟草虫。线不惟勾勒物象之形,还有书法的顿挫笔意,松动隽秀,有洒脱的韵致。这与文人画家提倡以书入画的时代文化思潮相关。设色妍雅,善于以色彩的运用达到形似和逼真的造型效果,于傅色方面赢得“旷代无双”之美誉[10],誉为“与花传神”[11]。
赵昌花鸟的最大成就和创造乃在于色彩的运用[12]。沈括《图画歌》认为“赵昌设色古无如”[13];《图画见闻志》称其“惟于傅彩,旷代无双”[14];《宣和画谱》誉其“傅色尤造其妙”[15];《洞天清禄集》也称其“设色如新,年远不退”[16]等等,可谓众口一词。北宋蔡襄说:“前世所画,皆以笔墨为上,至崇嗣始用布彩逼真,故赵昌辈效之也”[17]与“黄氏体制”中设色浓丽、“真似粉堆”的傅彩作风相比,赵昌设色则比较明润。他的写生注重传真,色泽运用丰富多彩,后人称誉他的花鸟傅色,已超过其师滕昌祐,并能在黄筌、徐熙两大花鸟画派誉占艺坛之时,获得“写生迫真”、“时未有比”的赞评。据说,赵昌所画花鸟的著色,只要用手抚摸,就可以判断出来,如果是一片平滑,不感到颜色高凸出纸绢之上,才是赵昌的作品。这当然有些神话赵昌了。不过,历代有许多评论,如“秋风魏瓠实,春雨臙脂共;彩笔不可写,滴露匀朝霞”[18],“赵昌折枝有工,花则含烟带雨,笑脸迎风;果则赋形夺真,莫辩真伪”[19],从这些足见其赵昌笔下那些生动活泼、形神兼备艺术形象。不过,他所绘的草虫和禽鸟较差[20]。
赵昌对花鸟画发展的最大贡献是首开了写生花鸟画的先河。他绘写题材是有着蔬笋气息的瓜菜、蔬果、折枝等,别有一番隐逸的情趣,绘画的特点是重视写生,追求形似、逼真和长于著色[21]。写生之道,从唐代边鸾以来,不乏大家高手,但赵昌的功绩不仅仅在于恢复了这一传统,更在于发展了这一传统,赋予了这一传统以新的创意[22]。范镇《东斋记事》卷四说:赵昌画花,“每晨朝露下时,绕栏槛谛玩,手中调彩色写之,自号‘写生赵昌’”[23]。“写生”也成了古代对花鸟画的代称[24]。这里的写生非写实,这里的“写生即写'真'、写'神'”[25]。他直接写生于花卉和鸟兽的天然生活,扩大了花鸟画的表现范围,并对对象表现得极为生动。当时四川梓遂(今四川三台、遂宁)一带,一些大户人家都喜欢辟地设圃,种植名花异草,他每天清晨就带着画具,围绕花圃细心地观察花卉草木和那飞来栖止的昆虫、小鸟的各种状貌,一边观察,一边调和颜色,抓住花草、虫鸟的刹那形像,画出了它们栩栩如生的动态。其时,赵昌已名声卓著,他还在如此精益求精地坚持对景写生,有人觉得不可思议,问他:“你已久负盛名,为何还这般奔波写生?”赵昌答道:“师造化始得天趣,一日不对花写生,心中便无花,日积月累,胸中的花卉形象和画稿自然多生,宁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不写生”。如林凤眠先生言:“画花的人,应当比别人爱花、惜花。只有这样,画起花来才有感情,才能画好花”[26]。如李可染说:“写生,首先必须忠于描绘的对象”[27]。“写生赵昌”可谓名副其实。他是我国花鸟画写生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28]。
赵昌的画有名,性格也很有名。刘道醇《圣朝名画评》载:“时州伯郡牧争用笔迹,昌不肯轻与,故得者以为珍玩。大中祥符中,丁朱崖闻之,以自金五百两为昌寿。昌惊曰:‘贵人以赂及我,非有求乎?’亲往往谢之。朱延以东阁,命画生菜数窠及烂瓜生果等。命笔遽成,俱得形似。及还蜀中,尤有声誉,晚年多出金购其旧画,其自秘也如此”[29]。这说的是赵昌一生傲岸,从不向权势低眉顺眼,常有达官贵人争先恐后地向他要画,他从不肯轻易相许。因而,凡能得到赵昌画的人,都视为珍品。大中祥符时的大官僚丁朱崖,赠送赵昌五百两银子,为他作寿,他到丁家致谢,当场只画了几棵生菜和一些烂瓜生果,画毕立即离去。丁朱崖即丁谓,真宗时期权倾朝野。他对赵昌如此优礼有加,奉为上宾,这在当时画家与达官显要的交往中是极为罕见的,由此可见赵昌的品格。
此外,当时院外的画家大多都以卖画为生,赵昌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作品不仅“深藏而不市”,并且如有流落在外的,“则复自购以归之”,这在当时同样是极为罕见的。因此,社会上很难见到他的画。
赵昌的画在宋时宫廷影响很大。徽宗皇帝曾在赵昌的《江梅山茶》图上御题诗云:“赵昌下笔摘韶光,一轴黄金满庭量。借我圭田三百亩,真须买取作花王”,又有“赵昌奇笔”四字[30]。欧阳修在列举当时的名画时说:“近时名画,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赵昌花果”[31]。宣和时期,御府所藏赵昌水果画达154幅之多。这些都足见其在北宋花鸟画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宣和画谱》记载赵昌画花卉的作品,有牡丹、月季、山茶、芍药、芙蓉、夹竹桃、太平花、绣球、红薇、萱花、红蓼、牵牛、菊、梅等,画瓜果类的作品有青梅、批把、木瓜、海棠、葡萄、石榴、莲蓬、樱桃、荔枝、杏、李、梨、柿、栗等,几乎把平常习见的花果,都收入画图之中。《宋中兴馆阁藏画》著录其作品27件[32]。
关于赵昌绘画的评价,史载较多。“初师膝昌祐,后过其艺,作折枝有生意,傅色尤造其妙,兼工草虫,盖其所作不特取其形似,直与花传神也”[33],他“工画花果,其名最著”,于傅彩“旷代无双”,“兼画草虫,皆云尽善”[34]。他画花“设色明润,笔迹柔美,国朝以来,有名于蜀士大夫”[35]。“昌之画,世所难得。且画工特取其形似耳,若昌之作,则不特取其形似,直与花传神者也”[36]。苏轼说:“古来写生人,妙绝如似昌”[37],“边莺雀写生,赵昌花传神”[38] ,“善画花,每晨朝露下时,绕阑杆谛玩,手中调彩色写之,自号‘写生赵昌’”[39] ,等等。这些为我们认识赵昌的历史意义奠定的基础[40]。
关于当时的三大家之黄筌、徐熙、赵昌的花鸟画,苏轼曾有点评,他在《王进叔所藏画跋尾·赵昌四季·芍药》诗云:“倚竹佳人翠袖长,天寒犹著薄罗裳;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时世妆”。诗中以“天寒犹著薄罗裳”的倚竹佳人来比喻赵昌画中的芍药,可谓形象生动。赵画与黄家花鸟的主要区别便在于所著“罗裳”的一薄、一厚,而其与徐熙花鸟的主要区别则在于一著“罗裳’,一著“布衣’。徐建融则这样评价:“黄体浓妆艳抹,徐派小施脂粉,赵法轻描淡写,三美对峙,各呈风姿”[41]。
赵昌目前没有可靠的作品传世。传为赵昌的作品,海内外所藏还不少,但很难肯定为真迹。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写生蛱蝶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岁朝图》[42]、《四喜图》[43]、《牡丹》[44]、《花鸟》[45]等,二者皆见《石渠宝笈》初编、续编著录,尤以前者为著名,但争论很多。台北故宫博物院共藏有8幅[46]。《竹虫图》轴(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桃图》团扇(日本私人藏)也只能作为了解赵昌画的参考[47]。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有赵昌的风格。赵昌一生勤奋创作,但流传至今的没有一件可以明确地肯定是他的亲笔真迹。
三、赵昌的《写生蛱蝶图》
《写生蛱蝶图》[48],无款印。明代董其昌称为赵昌所画。图纵27.7厘米,横91厘米,纸本设色。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整幅画作呈横幅卷轴。描绘了秋天野外疏野、恬淡的景色,在坡岸的一角,花草丛生。偃伏枯黄的芦苇及血染浸渍的霜叶暗示着习习的秋意已经降临,野菊和荆棘以顽强的生命力点缀画面,传递着荒野的气息草丛中,一只蚱蜢栖于其问,其色彩与枯苇和荆棘相仿.使秋情的萧瑟渐为彰显。当此之时.三只色彩绚丽的蝴蝶翩跹而至,顿时化解了悲秋慨叹义之感,增添了画面的灵动性,蚱蜢仰头望着蝴蝶,虽双翅紧闭,却是一副耍跳上天空的样子,似是羡慕蝴蝶的璀璨夺目与自由飞舞[49]。它以墨笔勾勒秋花虫草,形象生动自然,给人以春光明媚的愉悦和轻柔的美感,风格清秀,设色淡雅,用双钩法,线条有轻重顿挫变化;虫蝶用色秾丽,以工整的细线条进行勾勒。整幅作品形象准确,刻画逼真,风格清秀,挺秀的线条富于轻重顿挫变化,景物布置得错落有致,疏密得当,很好地表现了悠闲清丽的田园野趣[50]。那充满生命力的菜花、菊花、野草,蹁蹁起舞的蛱蝶、悠然自在的蚱蜢,其田园野趣的意境,与黄荃的富贵、徐熙的野逸又有几分不同。构图简洁,画面具有平和秀雅的意境,格调出尘脱俗[51]。此画虽为工笔作品,却流露出写意画的韵致,属宋人工笔花鸟画中的精品[52]。在众多的古代蝶画传世作品中,《写生蛱蝶图》卷占有突出的地位[53]。
赵昌(传)《写生蛱蝶图》(北京故宫博物院)
《写生蛱蝶图》是一部长卷,乾隆皇帝在画心上御题诗跋:“青虫出菜甲,旋复化为蝶;蝶已不复出,生灭迅交睫。翩栩飘秋烟,迷离贴露叶;炼得长生术,金丹了无涉。乾隆己未(1739)仲秋御题”。画卷后部有元代冯子振、赵岩的题诗,以及明代书画家董其昌的题跋:“赵昌写生曾入御府,元时赐大长公主者屡见冯海粟跋,此其一也”,将此幅作品定为赵昌所画。画卷上留有各朝代收藏印章39枚,其中有宋代权相贾似道的“魏国公印”,元代大长公主“皇姊图书”及清代乾隆、嘉庆皇帝的收藏印。这些收藏印章,反映此画从北宋到清代的流传脉络。到了近代,《写生蛱蝶图》有一段坎坷的经历。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将此画带出紫禁城。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逃跑,此画落入了伪满“国兵”朱国恩之手。1952年,人民政府在清查时获得了此画。
《写生蛱蝶图》,据明代董其昌鉴定为赵昌之作,但还是依据不足[54]。徐邦达先生认为从画风考察,非赵昌真迹,是宋代职业画家的近似于赵昌的作品。
四、赵昌的其他作品
《写生杏花图》[55],绢本,设色,扇面。纵25.2厘米,横27.3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图绘一枝迎风招展的杏花,为宋时流行的折枝画法,杏花粉白含俏,堆霜集雪,勾线精细,栩栩如生,以粉白染瓣,富有层次,因而杏花尽显晶莹剔透、冰姿雪清之雅韵。杏花娇而不艳,媚而不俗,所画树枝曲折之姿,似一位婀娜的舞者。《写生杏花图》是一幅能领略赵昌富贵画风和写生精神的作品[56]。
《岁朝图》[57],立轴,纵103.8厘米,横51.2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图描绘了山茶、梅花、杏花、水仙、月季5种花卉环绕园中一奇石迎春怒放的情景,其色彩浓艳,富丽堂皇而又纯雅高古。布阵大胆,层次纷纭,全图除左下角外,全以花卉布满,繁花似锦,美不胜收。花卉和中间的奇石均以工笔勾勒渍染,而前面的笋石和草却以点染的方法完成,技法处理协调自然。设色浓艳高雅,代表了赵昌的绘画风格[58]。
赵昌(传)《岁朝图》(北京故宫博物院)
从总体上来讲,赵昌的艺术成就毕竟达不到黄筌、徐熙之地位,由于他将过多精力集中于色彩的运用,难免使他忽视了“六法”中的“骨法用笔”,因此对他的画批评之声也多,北宋论家对赵昌的评价,分歧较大[59]。如说他“笔法软劣,殊无古人格致”[60],“笔气赢弱,惟尚傅彩之功也”[61],“惟以傅彩为工,求其骨法气韵少劣”[62],这些评论都有言之有理的。不过,如米芾将其归入不入“鉴赏之列”,“装堂嫁女亦不弃”[63],那也是片面的。这些高低不一的品评,虽绝大多数都是以文人画的审美立场作出的,但又反映了即使在文人画系统内部,还是存在着艺术趣尚的些许差异[64]。
五、赵昌的影响和后世传承
赵昌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上影响深远,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以大篇文字予以介绍[65]。宋元时期,直接、间接追随他的画家不计其数。
据《图绘宝鉴》记载,南宋画家林椿学于赵昌,元代大画家钱选的翎毛也学自赵昌。“林椿,钱塘人,工画花鸟翎毛,师赵昌,傅色轻淡,深得造化之妙”。钱选,记载说他“善人物、山水,花木翎毛师赵昌”。
特别是钱选的工笔蔬果,师法赵昌,折枝设色,精巧工致,生意浮动,独步一时。还有林椿、费道宁等,林椿,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孝宗淳熙间(1174-1189)画院待诏。工画花鸟、草虫、果品,师法赵昌,设色轻淡,颇得写生之妙。画作功力深厚,工谨严整,当时赞为“极写生之妙,莺飞欲起,宛然欲活”。
费道宁,怀安(今福州)人。大观(1107至1110)中以丹青召入画院。尤善花卉,多作交枝,秀拔而“比赵昌有笔格”[66]。在北宋,比赵昌稍迟而又受到启发的著名画家易元吉[67],写生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就[68]。
赵昌在其生前和身后也不乏四川的追随者,如生前有王友、镡宏,身后有北宋后期、南宋前期的张希颜、任源等人。
尽管赵昌在花鸟画上的成就还没有达到黄筌、徐熙的高度,但他对写生传统的深入推进却为宋代花鸟画乃至以后历代花鸟画拓展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新天地[69]。
(唐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美术史》作者。本文系《四川美术史》(中册·五代两宋)成果之一。)
[1] 广汉:北宋时已无广汉郡,原广汉郡治所雒县已成为汉州的治所,赵昌时广汉人当即雒县人,雒县在今四川广汉北。引自:周晓薇、赵望秦译注:《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选译》(修订版),186页,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2] 潘天寿著:《中国绘画史》,134页。
[3] 蔡罕著:《北宋翰林图画院及其院画研究》,119页。
[4]傅熹年:《北宋、辽、金绘画艺术》,22页。
[5] 华彬著:《中国宫廷绘画史》,138页。
[8]见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六“近事”。
[9]陈高华:《宋辽金画家史料》, 239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1] 林木编著:《中外美术史》,140页。
[12]罕著:《北宋翰林图画院及其院画研究》,121页。
[13]《佩文斋书画谱》卷十七。
[14]《图画见闻志》卷四“赵昌”条。
[15]《宣和画谱》卷十八“赵昌”条。
[16]《洞天清禄集·古画辨》。
[17]《图画见闻志》卷六《没骨图》。
[18] 《石湖居士集·题赵昌木瓜花》。
[19]《洞天情禄集·古画辩》。
[20]王逊著:《中国美术史》,322页。
[22] 徐书城、徐建融主编:《中国美术史》(宋代卷·上),238页。
[23]陈高华:《宋辽金画家史料》, 240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24] 陈绶祥著:《国画教程》,26页,广西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25] 陈滞冬编著:《陈子庄谈艺录》,22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26] 周积寅、史金城编纂:《近现代中国画大师谈艺录》,106页。
[27] 周积寅、史金城编纂:《近现代中国画大师谈艺录》,109页。
[28] 黎孟德著:《中国艺术史》,331页。
[29] 刘道醇:《宋朝名画录》卷三,“赵昌”条,《书画全书》卷一,45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
[31] 欧阳修:《归田录》卷2, 220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32] 张大鸣、高峰主编:《珍本中国美术全集》(上卷),13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版。
[33] 夏文彦:《图绘宝鉴》。
[34]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277页,于安澜撰、张自然校订,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5] 李廌:《德隅斋画品》,于安澜撰、张自然校订,235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6] 《宣和画谱》,731页,于安澜撰、张自然校订,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7] 《东坡集》卷15,中华书局2004年版。
[38] 《东坡集》卷16。
[39] 徐建融《赵昌 易元吉》,《中国历代画家大观》宋元卷,426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40] 孔六庆著:《中国画艺术专史 花鸟卷》,136页。
[41] 徐建融:《宋代花鸟十论》,61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6] 林树中、王崇人:《美术辞林》(中国绘画卷上册),871页。
[47] 林树中著:《国宝海外寻踪: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研究文集》,184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版。
[49] 柳旭:《通赏中国名画》,97页。
[50] 孔涛:《北宋院体、文人和禅画研究—兼论真情理三境绘画美学》,36页。
[51] 周林生:《宋元绘画》,115页。
[53] 莫容、王林瑶等:《蝴蝶——识别、捕捉、欣赏及其它》,47页,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
[54]徐书城、徐建融主编:《中国美术史》(宋代卷·上),240页。
[55] 《线装藏书馆》编委会编著:《中国传世名画鉴赏》(卷二),90页,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版。
[56] 孔六庆著:《黄筌画派》,108页。
[57] 张婷婷:《中国传世花鸟画》(卷一),39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13年版。
[58] 翟文明:《话说中国绘画》,84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
[60] 欧阳修:《归田录》。
[61] 《图画见闻志》。
[62] 《画鉴》。
[63] 于安澜:《画品丛书·画史》,198页。
[64] 孔涛:《北宋院体、文人和禅画研究—兼论真情理三境绘画美学》,37页。
[65]潘天寿:《中国绘画史》,146页。
[66] 《画继》。
[67] 王逊著:《中国美术史》,322页。
[68]王伯敏:《中国绘画史》,312页。
[69]宋文文:《论赵昌的花鸟画艺术》,《数位时尚》(新视觉艺术)200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