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高度统筹四川劳务输出产业的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深入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终目标是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考虑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与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人口的城镇迁移来实现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治、管理民主”的基本目标。目前我国人口的城镇化水平约为40%，要达到70%以上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劳务输出对广大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发展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地区以农村家庭经营为基础，开始了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城镇的转移。不少地区还从实际出发，选择了跨地区的劳务输出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使农村劳务输出成为当地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据统计，2005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人均收入达到7390元，当年农民工务工总收入已超过9300亿元。不少地区农村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农村人均增收部分的50%以上，成为农村人口增收的主要来源。实践证明，劳务输出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无疑是一条投资少、见效快，能够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

四川是一个内陆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全省8700万人口中农村人口即约5000万，其中有3900万农村劳动力。而四川耕地总量相对人口和劳动力偏少，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保守的估计都在1/3以上。因此，在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一直是影响城乡经济发展的主线。四川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即成为我国跨地区劳务输出的主力，为我国劳务输出最多的省份，人员分布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其中最集中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据统计，2006年上半年四川共输出劳动力1633万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42.5%，其中省外877万,省内820万人。2006年上半年的劳务收入即达到722亿元，人均4400元。大规模的劳务输出对有关地区（主要是丘陵地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人口家庭结构都带来了显著和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劳务输出地的经济特色。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高度，在长远与近期关系，城乡统筹角度，有必要对劳务输出的正负影响进行评价，从而为完善劳务输出产业发展和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开展提供科学依据。

一般说来，劳务输出对于那些资源贫乏、人口众多，就业门路狭窄的经济欠发达农村有诸多的正面效应。劳务输出产业的发展壮大，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有效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扩大了当地的消费市场。其中务工收入资金源源不断地回流，对农业生产投入，农村社区建设都起到难以估计的作用。劳务输出还打破了经济社会封闭状态，使人员实现跨地区交流和经济社会的信息交流，使落后地区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并普遍提高了人口的素质。在调查中我们即发现，不少当地乡村中楼房建筑几乎都与务工收入相联系，当地不少产业的发展，也和外出返乡人员的回乡创业有关。虽然四川近期要想形成大规模的外出人员的回乡创业潮尚不具备条件，但按照市场规律的正常流动也无疑对当地经济发展有带动作用。这些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但在另一方面，在充分肯定劳务输出的成绩和正面效应的基础上，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劳务输出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负面效应。尤其是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表现仍十分突出，在目前的体制下开展的劳务输出存在某些负面影响是在所难免的。

（1）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缺位。在当前输入地用工政策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劳务输出人员均为农村中有较高文化程度和劳动能力的青壮年。如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2004年调查数据，当年我国农民工16-25岁的占到45%，26-40岁的占到39%，41岁以上的仅有16%。这一年龄结构则又使劳务输出地农村中严重缺乏青壮年，留守农村的的主要是老人，在读儿童和青少年及部分已婚妇女。这种状况使当地农业技术推广、乡镇企业发展等都十分困难，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经营水平、土地抛荒、粗放管理及季节性劳动力短缺现象曾较为普遍存在。如果要在这些地区开展有群众广泛参与的新农村建设，很难从行为主体的角度得到充分全面的支持。

（2）家庭结构畸型化引发的社会问题。在大批外出人员无能力在输入地定居的情况下，分居型家庭模式使输出地农村家庭经营活动空间普遍缩小，留守人员往往采取家务与部分生产活动结合的方式，较多地从事庭院经济活动。家庭成员的长期异地分离，使离婚、子女生活照料、适龄青少年教育、老人赡养等家庭问题成为广泛的社会问题，矛盾、纠纷、刑事案件往往大量发生在留守家庭成员及留守未成年人之中。由于无人照看引起的青少年辍学失学等问题，将进一步引起代际传承、使输出地新一代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下降或无法提高，从而制约当地经济的良性发展。

（3）县域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瓶颈性制约。由于留守农民素质偏低，年龄结构老化等原因，严重地影响了输出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招商引资。由于当地经济发展也同样需要较高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招工困难使一些行业无从办厂搞深加工，故大批农产品仍以原材料形式流出，经济效益低下，当地小城镇的空壳化现象突出，缺乏产业支撑，第三产业也难以正常发展。劳动力结构失衡已成为制约劳务输出大县经济发展的瓶颈，并使之在区域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4）地方社会保障事业存在严重的潜伏隐患。由于沿海地区不少用工单位均采取用青春工的办法，不仅工资标准偏低，还普遍缺乏社会保障，而许多外出务工人员在40岁以后就很难在沿海地区再找到工作，不少人因病、残返乡，从而为当地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新问题。虽然劳务输出为当地创造了一大笔现期的收益，但由于这种人口劳动力转移为非完全转移，多数外出人员年老后又将被迫返回原籍，在缺乏广覆盖和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这是社会负担最终会由输出地政府来承受，如目前外出人员的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不能随人员流动带走，返乡人员仅能取走个人缴纳部分，出现不少流动人员无法续保的情况。这种情况最终会给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建设带来难度，增加输出地政府的财政负担。

目前在四川省大力发展劳务输出产业和力求扩大劳务输出产业规模的同时，也要从劳务输出地区的新农村建设角度，认真思考劳务产业的发展思路与发展战略，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与输入地区共同筹划发展大计，实现两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双赢”。要注意综合治理，从多方面入手促进当地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全面提高当地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健康推进新农村建设。

1.正确评价四川省农村地区劳务输出的合理规模，实现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四川是我国第一大农村劳务输出大省，目前外出务工人员总数已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0%以上，一些劳务输出大县更占到一半左右，据四川省有关部门测算，据现有农业生产方式，四川农业（尤其是种养业）要发展，还必须保留1700万劳动力，四川目前劳务输出扩大数量的最大潜力仅为500万人左右。四川农业是一个大产业，在新农村建设中不可或缺和举足轻重，外出人员超过一定限度，给农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会凸显出来。对当地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和二产业及城镇第三产业也有不利影响。因此，劳务输出人员总数一般应控制在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5-40%之间较为合理。但是我们在参与编制各地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时发现，不少劳务输出大县在“十一五”规划中仍然盲目地扩大输出规模，对人均劳务收入增加的主要措施方面缺乏周全的考虑。例如某国家级贫困县全县外出人员总量已达40万，在“十一五”规划中仍要扩大到50万人，每年增加2万人，而调查中却发现由于近年珠三角地区务工收入长期未调高，一部分劳动力在农业粮食直补等政策吸引下已在回流，很难再扩大外出规模。事实上四川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活动，就业竞争力弱，劳务收入低，在沿海产业升级中很难提高收入。要适应这种结构性用工变化趋势，四川省应当实行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广泛开展技术培训，扩大技能型务工人员比重。实践证明，高收入是外出人员携带家属子女实现稳定转移和移民的基本条件。加强技能培训的劳务输出是间接改变畸型劳动力结构和人口家庭结构的一条途径。劳务输出大县在相对稳定劳务输出数量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质量提高，有条件为当地留备一些人才和劳动力，也能大幅度提高劳务输出产业的效益。

2.努力改善农村社区生产生活条件，创造当地合理的就业岗位。

四川劳动输出重点地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通过增加农村的各项投入，加快道路，电力、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搞好当地的环境整治，使一部分农村居民在当地求发展和挣收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农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土地经营适度集中，减少土地资源浪费，提高土地生产率。农户在能够取得土地租金和农业工人收入的情况下，即会合理调整家庭劳动投入结构，积极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之中。新农村建设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围绕产业发展培养一大批青年劳动力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形成一批新农村建设的人才队伍。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条件下，也可能出现更多的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创业情况，这批主动返乡创业的人员往往是一些“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能人、一旦创业后可带动一批人就业，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当地外出务工回汉的资金更多地转为生产性投资而不单纯是消费资金，从而对当地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化找到了一条出路。新农村建设中通过发展产业形成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对单纯发展劳务输出产业造成的畸型人口、家庭结构的纠正有积极的意义。

3.按照“和谐社会”要求大力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和救助体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劳务输出大县普遍存在人口家庭结构畸型化问题、使社会和谐目标的实现存在许多难点。劳务输出在取得相当显著的经济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社会成本代价，如夫妻分居造成的生活困难、子女缺乏家庭温暖和必要的照顾、老人赡养困难等，还表现为这些地区的高离婚率、未成年人受侵害及自身犯罪率偏高等现象。对此，应当在“十一五”期间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快试点步伐、扩大覆盖范围，理顺管理体制、完善相关制度，并加强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切实解决好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参加合作医疗和看病就医问题。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并与城市低保制度建立某种衔接、合理分摊各级财政资金。可考虑将工伤、医疗保险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而对进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则采取相对独立的体制，城镇工作期间可相当于灵活就业人员管理方式，采取“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的办法，在返乡时可将统筹基金部分同个人部分转回原藉，从而对其晚年生活提供基本保障。目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已有一些方案，如将社会统筹的50%随劳动者转移，都是有利于“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的取向。要进一步在土地制度改革上进行探索，如实行“以土地换社保”的政策，使离土劳务输出人员以彻底脱离土地为前提，取得一笔城镇社会保障的基金，这种产权置换后土地由集体租借给产业化经营主体从事农业深度开发，部分租金转入社会保障基金为彻底离土农民提供养老金，以改变目前这种“双栖型”人口分布结构、减少社会资源浪费，促进城市化进程健康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