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摘要：本文从经济理论角度论述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运用索罗余值法对技术、资本和劳动三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分析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得出，拉动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投入，技术进步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还属于相对粗放型的经济。最后，对经济增长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贡献率

 

一、引言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技术进步由于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最重要的因素。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美、日、德等发达国家技术进步贡献率远远超过我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技术进步水平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产品和劳务数量的增长，既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来表示绝对的增长水平，也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来表示相对的增长水平。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有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两种类型，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规模与经济活动效益状况，是衡量经济运行质量的依据。经济增长研究在众多的经济学课题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思想的渊源。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的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拉开序幕，经济运行方式出现了大的变化。因此，分析经济增长的过程及其主要决定因素成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方面。这些经济学家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①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许多认识经济增长的基本概念。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贡献在于:引入了劳动分工和区分了“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两类劳动。斯密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由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萌芽阶段，斯密敏锐地意识到技术进步对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起关键作用。

②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悲观论。尽管斯密对于上升的物质繁荣的前景比较乐观，然而整个19世纪，经济学家们对于稳定上升的经济增长的机会持比较悲观的态度。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 )中提出了认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概念，即报酬递减规律。他同意斯密对资本积累的强调，然而通过其论证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他指出，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他的模型缺乏技术进步的概念，在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下，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争，最终将使资本积累停止，人口保持稳定，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stationary state )”。

马尔萨斯通过对现有人口发展趋势的分析，认为产出受制于有限的土地，人口的压力会使经济状况恶化到劳工们处于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生活水平。马尔萨斯分析道:一旦工资高于最低生存线，人口将会增加;低于最低生存线的工资水平将会导致死亡率升高，人口将会减少。只有在最低生存工资水平上才会实现人口的稳定均衡。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到了20世纪初，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向古典经济学的这种悲观论调提出了挑战，在其论著《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主题:一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创新使物质繁荣的增长更加便利。其次，创新不仅仅是偶然发生的，而且还需要企业家行为。

③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学之后，主流经济学家对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注意很少，研究重心转向资源配置问题。复兴的主流就带有这种重心变化的特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牛津大学的罗伊·哈罗德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艾务斯·多马在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的新的数学模型。他们所分析的核心问题是：一国经济要实现充分就业的长期稳定增长所应满足的条件。虽然研究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在基本内容上是一致的，故一般被称为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型。

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资本存量，这样才能和劳动力的增长以及能提高单位工作时间产量的技术改进保持步调一致。

（2）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通过引入外生技术进步因素来修正总量生产函数，以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问题。50年代由索洛(Robert Solow,《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和斯旺(《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提出的增长理论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

真正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受到重视的是其对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因素的强调和引入。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持续性，索洛首先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技术因素变量。它假设技术是一种外生变量，并且保持一种固定的增长速度，即技术进步率。由于技术进步的存在，即使资本一劳动比率不变，资本的边际收益也会不断提高，因此，技术进步可以抵消资本边际收益随人均收入增加而递减的倾向，使其永远保持在零或某一贴现值之上，保证人均资本积累过程在一长期内不会停下来，这样一来人均收入的增长将保持一种持续势头。从这一增长过程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同时，大量的以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历程为例的实证分析也基本证实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索洛、库兹涅茨和丹尼森对经济增长因素所作的分析。

新古典增长理论虽然摒弃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规模收益递减的假设，引入了生产要素之间可替代的假设，同时强调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具有了较强的解释能力，但是，它将技术进步—这一长期经济增长最根木的决定因素归结为外生因素，没能说明技术进步又来自何处，这一点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3）新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Paul Romer, 《报酬递减和长期增长》，1986 )和卢卡斯(Robert Lucas,《论发展规划的机制》，1988)的著作为开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这一研究的动力是，认识到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极为重要的，同时摆脱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技术进步外生化的束缚，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因此这些模型被称作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最早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是阿罗在1962年提出的“干中学”模型。阿罗认为技术上的改善既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由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投入品，它来自于私人部门的生产或投资活动。但是，阿罗虽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并未改变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从长期看，无法保持长期增长。

到了80年代中期，罗默( Romer, 1986)在阿罗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罗默最大的贡献是其强调经济外部性的作用，认为技术(知识)的外部性完全可以保证产出相对资本与技术的弹性大于1，因而资本的边际收益由递减转变为递增，这样一来，人均收入的增长率随时间而递增，经济增长表现为发散(divergence)的过程，罗默的这一结论克服了阿罗模型的上述不足。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认识到有形资产并不是生产中所使用的唯一资本。“人力资本”，即通过教育和培训增加的人类的基本技能——被认为至少是重要的。因此，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卡斯以发展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的假设前提是:人力资本，不同于有形资本，它能够不断增加边际收益而不是递减边际收益，因此人力资本允许经济无穷地增长。

70年代，作为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的延续，产业组织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由斯蒂格利茨、伊塞尔等人发展起来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罗默的第二代增长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罗默的第二代增长理论模型中，垄断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体现为它推动了技术创新，因为企业为获取垄断利益，必然倾向于不断推出新产品，这就要求企业重视研究与开发活动，因为熊彼特最早提出垄断力量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性，所以罗默的第二代增长模型有时又被称为“新熊彼特增长模型”。

新经济增长理论与60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相比，更加注重经验研究以及理论和数据间的关系。但内生技术理论发展至今，还没有像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理论那样，完全形成受同时期众多经济学家认同的基本模型，尽管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显然的，但由于所考察内生技术进步实现机制的角度不同，形成的模型体系相对松散，影响了这些理论在实证中的应用。

本文主要讨论Solow-Swan增长理论。

 

三、科技进步及其贡献率测算

 

有关“科技进步”的论述始于 20 世纪初，由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 A. Schunpeter)最早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中，在其著名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之后，人们继续对“创新”做出种种不同解释。后来，人们把它归结为“科技进步”这一概念。有许多学者曾经给科技进步下过定义，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施幕克勒和曼斯费尔德的定义：所谓科技进步是指给以同样的投入可以有更多的产出；或用较少的一种或多种投入量得到同样的产出；或者现有产品质量的改进；或者生产出全新的产品。

世界各国的理论和实践界就科技进步测定提出了多种方法，主要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索洛余值法、CES 生产函数法、丹尼森因素分析法、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DEA 法和全要素生产率模型法，各种方法都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

国内进行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的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以下几家：

一是科技部系统，主要代表是研究中心狄昂照研究员。

二是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系统，主要是计委科技司和计委产业研究所。在国家行政改革前，原计委科技司曾专门成立了以江均露为负责人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课题组，做了深入的研究。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史清琪研究员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该研究所曾在 80 年代末起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乔根森合作，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生产率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所的周方教授对科技进步测度问题进行了多年不懈的研究，目前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此方面问题的文章。

四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曾采用滤波方法对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技术水平进行测算研究。

五是教育部高校系统。若干大学对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过广泛研究。

此外，在 80 年代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高潮期，我国许多地方政府机构和研究单位都曾广泛进行过地方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主要为制定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服务。

从我国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用的较多的是索洛余值法，本文主要对这种方法进行研究。

 

四、Solow-Swan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

 

索洛(Solow)和斯旺(Swan)在1956年各自提出一个经济增长模式,因两个模式的经济含义一致,世人将它们合称为Solow-Swan增长理论。此后,大量的经济学家对新古典增长模式展开研究,从理论和实证方面不断修正并扩展Solow-Swan增长理论并使之日益精细化,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Solow-Swan增长理论的核心是新古典生产函数,如果忽略技术变化,则有:

Y=F(K,L)

其中Y是产出,K和L是资本和劳动

这一函数满足如下三个性质:

(1)    对所有K>0,L>0,此函数关于每一投入具有正的和递减的边际产品:

(2)函数具有规模不变收益:

F(λK, λL)= λF(K,L), λ>0

(3)函数满足稻田条件：

在此模式中,假定技术水平长期不变,那么在长期中,所有的人均变量都是常数，因而在缺乏技术进步时,递减的要素收益必定使经济处于零增长的稳定状态。索洛等人意识到这一问题,在扩展的Solow-Swan模式中进行了修正,提出: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还取决于技术变化因素。

索洛将技术进步纳入生产函数中，人均产量增长率减去人均占有资本变化率与产出中的资本份额乘积的余值，就是所谓的“索洛剩余”，经济学家把索洛剩余解释为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经济增长的部分。

索洛假设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提出了以增长速度方程为模型，用“余值法”测算科技进步。

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Y = F(K, L,t)                        

式中：资本投入量 K 、劳动投入量 L、科技进步及产出量 Y 分别为时间 t的函数。

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 t求导，得

  

其中：α = ，β =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以差分代替微分，并令 =1，则有

令 y = ,a= , k = ,l= ,我们有

y = a +αk + βl

式中，y为产出增长率；a为科技进步率；k为资本投入量增长率；l为劳动投入量增长率；α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β表示劳动的产出弹性。

若可以用某种方法确定α和β，则科技进步率可以由下式计算得出：

a = y-αk – βl

然后，计算科技进步对总产出增长率的贡献。 E_A为科技进步对总产出增长

率的贡献,即在总产出增长率中科技进步因素所占比重，它是反映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大小的一项综合指标。计算公式为：

E_A = ×100%

同时，也可分别计算资本和劳动投入量的变化对总产出增长率的贡献。

资本投入量的变化对总产出增长率的贡献 E_k 为：

E_k = ×100%

劳动投入量的变化对总产出增长率的贡献 E_L 为：

E_L= ×100%

索洛余值法从产出增长中扣除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带来的产出增长，余值作为科技进步的作用有一定的科学性。余值法的科技进步符合广义上的含义，能为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提供有用的依据。

 

五、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

 

利用索洛余值法，分别对全国、西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四川省以及东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江苏省的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以《中国统计年鉴2004》的数据为基础，进行运算和处理，可得到下表：

2000——2003年各要素贡献率(%)

由表中可看出，固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占了一半以上,所以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就比较小。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来自资本投入的增长。同时数据结果也表明,进入2001年以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出现稳定且明显的上升趋势,中国的技术进步进入了稳定、上升的良性发展轨道。2001年以后技术进步的变动趋势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开始逐步向技术进步、效率提升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迈进。

根据《四川统计年鉴2004》，投入要素统计数据见下表：

投入要素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四川统计年鉴2004》

运用索洛余值法可计算得出2000——2003年间各要素贡献率

技术进步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E_A=27 . 3%

资本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E_K=47.8%

劳动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E_L=24.9%

由此可以得出：

总体来看，对四川省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是资本投入47.8%，其次是技术进步27. 3%、劳动力24. 9%。四川省的经济增长过去主要是依靠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资本的大量投入。随着改革的开展和深入，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向集约型转变。但是从长期看，历史仍占了较大的比重，因此资本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排在最前面。

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04》，利用索洛余值法，得到2000——2003年江苏省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下：

结果说明：2000—2003期间，江苏省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7.707%。其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434%；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83%，可看出，劳动的增长较少，对经济的贡献也比较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1.283%，也占有很大的比重。从整体上看，资本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是维持江苏省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这主要是因为该期间大规模投资增加，与当时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情况是一致的。

虽然江苏省的技术进步贡献率比西部的四川高，但从总体上看，江苏省的经济还属于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模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投入。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对全国以及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分析，可以得出：

1.从经济增长各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排序来看，资本投入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管理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

2.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还属于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增长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资源配置效率低，经济效益低，自主创新少等几个方面。考察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E_A值普遍偏低。在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大大超过技术进步的贡献。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是投入驱动型的，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充分发挥技术因素的巨大推动作用，从而降低了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效益。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 推动的主要力量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据统计，发达国家技术进步贡献率在 70% 以上。相比之下，我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还有很大差距。因此，今后的发展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技术进步，积极鼓励新兴科技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和经济的结合，努力使我国经济走上集约型之路。

当今世界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生产和科技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各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方向和规模。今天的世界竞争已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同时随着科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技术创新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企业发展的根源和灵魂。

当前我国仍处于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阶段，主要行业的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基本依赖进口。多年来，我国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推动了许多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但是实践也反复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技术可以引进，而关键、核心技术以及技术创新能力永远不可能通过引进获得。因此我国的产业体系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就必须立足于自主创新，在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基础上，依靠自身的创造性努力来逐步解决所面临的核心技术问题。

依靠资本、劳动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质量的经济增长，维持这种经济增长需要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物质资源和资金，要求投入要素的数量、规模不断增加，表现为资源浪费、外延扩张、重复建设、效益低下、结构老化等特征。而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资料效率来实现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依靠科技进步、结构优化、合理布局来实现高效率、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增长，维持这种经济增长需要以科技进步为前提，集中表现为技术水平高、产品附加值高、管理精细等特征。

在知识经济业已来临的时代，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加快科技创新的发展步伐，以科技进步和知识积累为依托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促进技术进步，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同时，还将提高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这样通过学习与创新，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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