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龙自然保护区生态建设与社区发展研究

摘要：四川地处长江上游，横跨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两个大地势，生物多样性丰富，自然保护区数量多，生态建设与社区发展的任务重。本文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卧龙大熊猫保护区为例，分析自然保护区是如何通过生态建设项目来推动保护区内社区发展以及这种发展的持续性。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   生态建设  社区发展

Shen Maoying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610072)

Abstract: Locating on the upper reach of Yangtze River and crossing through Tibetan Plateau and Sichuan Basin, Sichuan Province is rich in biodiversity and number of nature reserve areas.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ty-based development are the main issues. Taking Wolo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Are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oints that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rograms implemented in Wolong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ommunity-based development, put forward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community-bas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Nature reserve area,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Community-based development

 

四川地处长江干流和支流源头，是长江流域主要水源涵养区，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是四川省政府本着对流域安全和子孙后代的发展出发提出的战略性举措。在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诸多举措中，保护区建设是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全省各类自然保护区数量在增加，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到2004年底，已有各类自然保护区131个，保护区面积7618416.5hm²，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5.69%。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8个，省级自然保护区65个，市、地、州级自然保护区23个，县级自然保护区25个。保护区数量的增加和面积的扩大，更多的生物资源及其栖息地得到保护，也随之引发紧邻保护区的社区贫困问题。因为，除少数保护区设在人迹罕至的无人区外，大部分是有人居住的区域，如九寨沟自然保护区、黄龙自然保护区、王郎自然保护区等周边均居住着若干社区，而卧龙自然保护区内更有2个乡镇、6个行政村、26个村民小组，社区与保护区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保护区的新建与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势必影响社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并由此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如“生态难民”、“生态贫困”等。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资源开发导向和市场经济的影响，大多数保护区都分布在偏远偏僻的山区，交通不便、社会封闭、文化单调、地势险峻等，而紧邻社区还面临经济贫困、信息闭塞、文化封闭等困扰^[1]。加上这些社区长期依靠山林，养成“靠山吃山”的传统观念，形成一种与山地相适应的资源利用模式和社会生活习惯。建立保护区后，社区居民的传统山林资源用益权，如放牧、砍柴、打猎、开矿等活动，或被严格限制或被严格禁止，对保护有影响的工业产业选择又受严格限制，社区发展的机会大大减少，对本已十分贫困落后的社区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促进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的协调发展，世界各地进行了不断的探索，提出并开展了诸如“社区共管”、“社区保护区”、“社区参与保护区旅游资源开发”等模式，试图减轻保护区建设对社区发展的负面影响，强化正面影响。这些尝试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并在世界各地广为推广。

四川省84.5%的自然保护区集中在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以外的区域，这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社区群众普遍贫困、落后、经济来源单一。这种贫困落后在保护区周边地区更为严重，并直接威胁保护区的发展，如王郎自然保护区不断演绎的盗猎与反盗猎事件^[2]。因而，加强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发展，已经成为四川省保护区建设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那么，保护区如何利用区内所开展的各类生态建设项目，诱导、推进周边社区的发展？这里，我们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例，探讨保护区通过生态建设促成社区发展的案例，希望对省内外其他保护区发展有一些启迪和借鉴。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盆地西缘，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部汶川县境内。东西长52km，南北宽62km，总面积20万hm²。保护区最初成立于1963年，面积2万hm²，由汶川县代为管理。1975年，经国务院国发（1975）45号文批复，将卧龙自然保护区面积由2万hm²扩大到20万hm²，由四川省直接管理。1977年，四川省卧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正式挂牌成立。1979年发文，将卧龙自然保护区收归林业部管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卧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实行四川省和林业部双重领导。1979年加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网。1980年，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国家环境研究所，联合在卧龙建立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3]。1983年成立汶川县卧龙特别行政区，这一设置一直延续到现在。

卧龙特别行政区担负保护区与行政区域管理双重职能。保护区下辖两个乡镇（卧龙镇和耿达乡）、6个村民委员会、26个村民小组、1023户农户、4498人（2005年）。社区与保护区呈现一种镶嵌耦合的分布格局，构成一个开放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这样，社区发展也自然成为保护区的份内之事。然而，尽管保护区特别行政区早在1983年就成立，并为此作了大量社区发展工作，包括：（1）向社区居民提供良种和地膜覆盖技术，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以打破传统农业在低水平上的均衡；（2）每年以低价的方式向保护区居民供应50万kg粮食，以消除贫困人口增长引发的扩大垦殖面积需求；（3）采取各种制度、技术和资源替代措施，减轻村民生活能源需求对资源的压力，如划定薪柴采集区、推广节柴技术、开发水电项目等，如1992年保护区管理局为普及节柴灶，每户提供120元的补助，使节柴技术迅速得到推广。这些制度和措施的实施，一方面对于恢复生态环境、减轻人类活动对大熊猫的影响，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效果；另一方面，保护区内农村社区的生产生活状况明显改善，社区经济收入显著提高，但是，与其它地区农村社区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相比，仍然明显滞后，社区贫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从扶持农村社区发展的手段和措施上看，其初衷是为了减轻乃至消除人类活动对大熊猫生境的负面影响，是为了保护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这种措施还未能将保护与发展切实联系起来，社区发展与生态建设还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因而，尽管在社区居民收入水平有一定的提高，发展环境明显改善，但是社区还是未主动、积极参与保护区建设，并从中得到持续的发展支持。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期，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实施，为社区参与保护区生态建设，实现保护与发展“双赢”，并完成保护与发展的二元分离到两者有机结合的转变。

以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为标志的系列生态建设项目，将保护区与社区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使社区从项目被动接受者到项目建设者的转变，保护区从项目施舍者向项目管理者和受益者转变。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该工程从1999年开始实施，涉及面积120117.8hm²，其中由社区群众参与看护的面积为55938.3hm²，占全部天然林管护面积的46.5%。分解到所属乡镇，卧龙镇为26608.9hm²，涉及431户农户（当年全部在册农户数）；耿达乡18307.4hm²，涉及532户参与管护（同上）。管护费标准分两个时段：1999-2000年，有林地和未成林造林地为73.5元/hm²，灌木林地为15元/hm²；2001-2010年，有林地和未成林造林地为36.75元/hm²，灌木林为7.5元/hm²。这样，两乡镇963户户均管护林地面积达46hm²，2001年前户均年管护费为1400元左右，2001年开始降为900元左右并持续到现在。由于管护地点、林地类型和难易程度不同，每户农户实际收到的管护费有一定差异，大体在800-1000元之间变动。在明确管护责任后，农户的自律行为明显增强，森林管护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各类乱砍盗伐行为大大降低。

退耕还林还竹工程。应该说，卧龙自然保护区在退耕还林方面走得比较早，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合国粮农组织2758Q工程实施过程中就配合陡坡耕地进行退耕还林项目，还林面积115.04hm²，由省政府低价返销粮食50万kg（每公顷4346kg），但持续时间较短。1999-2003年，卧龙连续三年退耕还林367.3hm²，涉及两乡镇所有农户，人均退耕还林0.08hm²；2000年开始，在保护区管理局的支持下，两乡镇沿皮条河河谷农户又开始退耕还竹工程，还竹面积81.94hm²，还竹农户与保护区管理局签订8年租赁管理合同，8年期内农户从管理局收到每亩900-1200元不等的补助（其中，卧龙镇海拔高，租金为900元/亩，耿达乡海拔低，单位土地面积产出高，租金为1020元/亩）。这样，参与退耕还竹工程的461户农户，每年每户有2609元土地租金（平均数）。

水电社区扶持项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境内陆续修建许多水电站，到2003年底，保护区内小水电装机容量达3万多千瓦，年收入2000多万元。水电站的修建，吸收了大量当地农村劳动力，农民收入有明显提高。又由于水电站修建过程中的土地占用和补偿，村集体还获得大量的土地补偿金，村集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保护区内6个行政村，均有村集体积累。其中，耿达乡幸福村，村集体积累过百万元大关，这些积累又反向入股电站，形成较为稳定的股息收入。另一方面，电站建成后，“以电代柴”得以实现。目前，大部分农村居民生活能源以电为主，电费支出基本用森林管护费冲抵。尽管如此，保护区还对农民用电进行补贴，每度电补贴0.06-0.08元不等。

开展生态旅游与农家乐。由于保护区是距离成都最近的以大熊猫保护为主的自然保护区，又直属四川省林业厅管辖，在保护界知名度很高，历来就是观光旅游的好地方。上世纪70年代每年就有1.2-1.5万人次的观光客，90年代以来游客不断增加，2000年达到10.2万人次，2002年8.2万人次。随着四川旅游西环线的建设和打造以卧龙熊猫为主体的精品旅游景点，游客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游客数量的增加，不仅意味着保护区门票收入的增加，而且将有带动更多农户参与旅游资源开发。2002年始，耿达乡部分农户尝试农家乐旅游并逐步发展壮大，目前已发展到数十家，收入较为可观。

保护区生态建设为社区农户发展提供很多机会，社区发展环境大为改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这一点可以从社区经济收入变化与农户访谈两方面得到证实。一是社区集体经济实力较强，不仅有村级固定资产，而且还有村集体经营收入。以耿达乡为例，三个行政村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收入（见下图）。这与全省农村集体普遍负债形成鲜明对照，2002年四川省锁定乡村负债277.9亿元，村级负债48.6亿元，村平9.5万元。这至少说明，生态建设没有使缺少资源和非农产业的村集体经济陷入困境，反而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是非常难得的。二是农民收入水平逐年提高，从2000-2004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率保持在7.1%左右，略低于同期四川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7.7%）。这对于依靠传统农业和牧业增收的农民来说，实属不易。

社区集体经济和农户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仅是生态建设产业经济效益的一个方面，而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所形成的良性循环，森林管护-蔬菜种植-牲畜饲养之间形成的生态链则是经济效益得益发挥的基础。该生态链的基本组合是：农户收集森林中的枯枝落叶，并将这些落叶铺入牲畜（生猪和耕牛）圈舍，与牲畜粪便一起堆积发酵成农家肥，在蔬菜种植前撒入菜地，作蔬菜底肥。农家肥具有疏松土壤、提高土地肥力的功效，减少化肥施用量，蔬菜品质较好，市场价格好。据保守估计，一个四口之家，每年从森林中采集的落叶枯枝等，多达数千公斤，每亩耕地所施用的农家肥，至少在2000-3000公斤左右。农户对森林资源的利用从传统的木材薪柴单一功能向落叶肥料等多功能转变。又由于农户年年都到林中采集肥料，林下落叶层减少，森林火灾隐患消除，而对落叶的渴求又促使农户积极管护森林，形成一种落叶采集与森林管护的良性循环。

社区村民通过参与并分享天然林资源管护费，对保护区的认同度大大提高。耿达卧龙两乡镇农户认为从天然林资源保护中获得直接的管护费是保护区给农户带来的最大好处，也是刺激大家积极管护的资金支持。尽管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在四川各地实施，不少集体林在天然林保护之后也丧失采伐的权益，成为不是国有林的国有林，许多研究也指出天然林保护对社区发展的负面影响，相关部门也非常清楚这方面的影响，但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化解这种负面影响。卧龙自然保护区却完全不同，将天然林管护的权责利落实到农户，让失去林木采伐和薪柴采集权的农户获得相应的补偿，这种补偿虽然不多，绝大多数农户为800-900元，但节约一点的家庭完全可以支付由此而多出的电费。在管护的同时还可以得到一些枯枝干柴和落叶肥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从而得到村民的积极支持和拥护。保护区也因此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各种侵占、侵害保护的行为和现象大大减少。

来自农户家庭的典型调查也是如此。宋道明是卧龙镇街村花红树组的村民，全家5口人，两个大人、三个小孩，大儿子在成都天一学院读书，一年学费在7000元左右，月生活费400-500元；二女儿在汶川县漩口中学读高中，年学费2000元，月生活费300元；三儿子在卧龙小学念书。全家退耕还林3亩（半山坡地），耕地6亩，主要种植蔬菜（莲花白、土豆、萝卜）和少量玉米，饲养5头生猪，2头黄牛（一头母牛、一头小牛）。全家现金收入来源于（1）出售蔬菜，一年可以卖两次，丰年逾万元；（2）出售腊肉（零星），为救急；（3）年出售3头肥猪，也就3000元左右；（4）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管护费，875元/年；（5）退耕还林粮食补助收入，780元/年；（6）做零工和采草药，顶多2000元/年。由此可见，全家不仅收入构成单一，支出结构也同样集中，80%以上为教育支出，也就是两个孩子的学费，其余为生产性投入和生活用品开支。几亩薄地之所以能够维持全家的基本生计，得益于极低的生产性投入。从实际调查看，6亩耕地几乎不用化肥，全部使用农家肥，10-12月是上山的积肥时段，一年大约要积数万斤落叶、干柴，落叶与猪粪、牛粪一道堆积发酵成农家肥，干柴作燃料。这样，蔬菜种植的外购成本大大降低，仅仅是一些农药（春季不用农药，秋季使用少量杀虫农药）、种苗和地膜。而蔬菜残余则是上好的牲畜饲料，这样牲畜饲养的饲料成本也大大降低，无论是蔬菜销售还是生猪销售，销售所得在扣除直接成本后有较多剩余，以此供养两个孩子读书。试想，如果没有森林管护和森林所提供的肥料，依靠商品性投入来种植蔬菜和喂养生猪，不要说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就是一个孩子都很困难。类似的情况在卧龙耿达其它村组都非常普遍，其中耿达乡幸福村二组、三组多数家庭都正在供养在校大学生，其中一个赵姓妇女独自一人供养三个大学生。这些家庭都是依靠数量有限的耕地，靠低商品性投入、高劳动投入来获取劳动报酬，以供养孩子读书。所以，我们说，卧龙自然保护区生态建设确实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有力地支持保护区社区和农户发展。

卧龙自然保护区在打破孤立的生态系统，建立开放的、复合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方面，做出许多尝试，也取得了可喜的效果。保护区内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大熊猫的生境得到有效恢复。保护区内农户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农户与保护区之间的关系明显改善，森林-农业-牧业之间的生态链初步建立，但保护区内农户的生活依然不很富裕，社区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一方面，生态建设项目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规划期是2010年，退耕还林是5-8年的补助，退耕还竹为8年。这些项目将陆续进入终止期。在项目结束之际，农户能否建立起持续的自我发展能力，能否不再依靠这些补助实现生活改善和生产发展，从现在的调查来看还是未知数。因此，要保住生态建设的成果，实现保护与社区发展的持续，还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和配套政策。

一是正确处理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关系，建立开放的复合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自然保护区注重的是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保护区内原住民更注重经济效益，其遵循成本最低和兑现容易的原则，对于共有资源或产权不清的资源，最容易存在过度或滥用倾向，而且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往往是价值较低部分，对周边的资源产生消费者剩余，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两者之间由于价值取向的异同，在缺少相应的项目支撑和产业扶持时，很可能会发生剧烈的矛盾和冲突，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卧龙自然保护区通过生态建设项目，已经将社区、农户和保护区有机地联系成一个整体，保持这种项目连接的持续性，将是未来保护区与社区发展的关键。

二是保护区居民的生计与发展需求，是一个全方位的需求。仅仅满足于基本生存需要、基本收入需要，是不够的，还必须配合相关的项目支持，以巩固和维持生态建设成效。这需要国家更多的支持，如建立森林生态补偿基金，对付天然林资源保护项目终止后可能出现的管护费真空。延长保护区退耕还林补助期限，或者无条件长期补助下去。因为自然保护区内退耕还林地即使进入采伐区，也是不能采伐的，与其这样，还不如实施长期补助。

三是发展能力的培育和提高。要善于利用保护区群众热心教育的心态，鼓励村民读书进城，逐步减少保护区内社区人口，进而降低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实践证明，教育移民是最为成功的移民措施。在耿达乡境内，几乎所有上过高中、中专的青年人，都到外地自主择业，即使初中毕业生，也很少愿意留在土地上继续耕种的。仅幸福村，就要3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和高中生在外地择业。要善于利用这种心态，利用父母热心孩子上学的社会心理，提供适当的教育扶持项目，鼓励青年人移民外地，实现减少人口的最终目标。

 

[1] 苏扬。中国西部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协调发展研究与实践[J]。中国发展。2003（4）54-59。

[2] 曹笑 万金龙。反盗猎！王朗自然保护区危机四伏[N] 华西都市报。2004.11.24。

[3] 国家林业局卧龙自然保护区 四川省汶川县卧龙特别行政区编著。卧龙发展史。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1-5。